母亲走的那一年，葛兰刚满十二岁。葛兰在家，从来不叫后妈为“妈”，先是什么都不叫，碰头了也是叫“哎”或“喂”之类，后来父亲暴怒，只好折中一下，喊她为“菊姨”。这位菊姨的性情其实算不上太坏。她是个小学教员，怎么说也是个知识分子，她深知当今中国做后妈的总是受人腹诽，总是给人以不好的形象，好象虐待子女成了她们的强项、专利，非她们莫属似的。她觉得冤枉，她认为是人们误会了她们“后妈一族”。菊姨中年丧夫，膝下无子，一个人往来穿梭于学校与家居之间，形单影只，孑然一身，虽生活安逸，却内心寂寞。她本想就这样得过且过地苟活下去，度完后半生就算了事，不过与葛兰的父亲葛文龙的一次邂逅，使她毅然改变了守寡终生的初衷。一天中午她去长江北路购物，转悠了大半条街，鬼使神差地来到了葛文龙经营的“千纸鹤”内衣店。葛文龙热情的服务，粗犷的外表，潇洒的神态以及成熟的气质，都深深地打动了她。他留给她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新工作，甩开刘大志，葛兰以为。她不屑求助于父亲和他周围的关系网，她想凭借自己的能力寻求一份称心的工作。这天她略施脂粉，随身带上必要的身份证、毕业证，就像《苏三起解》里的“玉堂春”苏三一样，“将身来在大街前”。左右环顾了一遍，但见人潮涌动，摩肩接踵，四下茫然，没了主意。她不由感叹：“华国人民真是多如牛毛啊！”二十分钟后，葛兰钻进了一条相对僻静的胡同大街。她是急病乱投医，决定从脚下开始挨家挨院地毛遂自荐。葛兰叩响了第一家名为“头发乱了”的理发店，率先吃了挫败之苦。葛兰上去就说：“你们这里招不招小员工啊？”一个头发乱成鸡窝的女孩子接口道：“什么小员工大员工的，你会理发吗？”“我学过一点点的，一点点。”葛兰心慌慌地回答。“正经实践过没有？”女孩问道。“有啊，我理过很多人的发啊，男人的，女人的，老人的，小孩的，我都有理过的。”“既然这样，你跟我来。”女孩看样子像是这店里的二把手，她冲着正在盘头的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说：“大姐，新来一姑娘，要应聘咱店，说曾学过这门手艺的，我就让她试试，你看行不？”那大姐说：“成，你在旁边看着点，别笨手笨脚地惹毛了顾客。”女孩眨眨眼睛：“不消你嘱，我心里有底儿。”恰好这时候走进来一位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，男人一副政府官员派头，上来便嚷：“小姑娘呢，我要理发！”